提起“性学家”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是王小波的爱妻李银河or写出了《性史》的张竞生？总之，肯定不是潘绥铭。

说起潘绥铭其人，也是足够传奇。无论你听没听过他的名字，你都或多或少听过“中国婚外情比率全球最高”、“ 女性文化程度越高，无性的人越多”。

没错，这些调查结果全部来自他的学术研究，今儿，桃子就好好掰扯掰扯潘老师的传奇经历和硬核人生。

- 潘绥铭教授 -

从潘绥铭到潘老师：

人大任教二三事，你遇到过最open的老师有多open？

人大的同学们有话要讲：没听过潘绥铭老师的课，你根本不知道《性社会学》这门课有多牛x。

1985年9月， 改革开放还没到十年，潘绥铭老师就破天荒地为人大历史系本科生开设了“外国性观念发展史“这门课。这在当时的人大可谓是爆炸性新闻，毕竟，哪怕在四年后的1989年，大学生发生性行为也是“越轨”，甚至还会受到处分。不少女学生骂他“脸皮厚”，但更多的人却是口嫌体正直，嘴上说着“这教授怎么这么不知羞耻”，背地里还是搬着小板凳也要听传说中的“性学”课。

不只是学生们不理解他，哪怕是共事数年的同僚，也说“他要讲这种课，肯定是每天脑子里就想那些事（至于是哪些事大噶可以自行发散一下？？）。

后来，这门《外国性观念发展史》进化成了《性与性别社会学》，学生们的态度也从猎奇转向了几百个人抢六十个名额的狂热。

无论是抢上课的还是专程过来蹭听的，这个台上萌哒哒的老头总能用几个略带颜色的荤段子活跃气氛，收割一大波少男少女迷妹。

那么潘老师的讲课场景是啥样儿？他自己这么说：

“我总是在第一堂课就狂轰滥炸，把人类性行为的一切细节通通倒出来。否则，听课的人一周受一次刺激，就根本无法听其中的学术了。这叫强制脱敏。刚开学时，就连已婚研究生都喊受不了，但到期末时，即使纯情女生也能讨论《金瓶梅》中的性细节了，而且脸不变红心不大跳。”

课堂上，他语出惊人：“饭岛爱永远存在在我的硬盘里。”

站在三尺讲台上的潘老师总是充满自信，但其实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是一条“学术专业得不到承认，一半以上学术论文得不到发表、没有资格参加有关学术会议、晋升无望的道路”。

国内，像潘老师这样搞新社会学研究的人太少了。研究性学的年轻人们，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：潘绥铭的弟子和李银河的弟子。

潘老师与他的研究课题：

三进红灯区而不睡

既然潘老师的主业是一个性社会学家，那么他都在研究什么呢？

不少人将李银河和潘绥铭放在一起对比，尽管两人研究的都是性学这个大方向，但李银河更加偏向同性恋和亚文化，潘绥铭则跟“性产业”杠了几十年。

有个段子这么讲，李老师每年都要把“同性恋合法化”拉出来提一提；潘老师每年也要把“妓女存在合法化”揪出来讲讲。俩人提倡了这么些年，虽然没啥人理，但也乐此不疲。

“性产业”，说白了就是红灯区那点事儿。

1998年，潘老师开始了对红灯区产业的研究之路。广东东莞是他调查的起点，此后他带领学生定向调查了全国21个红灯区和其中近1400位小姐、妈咪、老板、帮工与相关人物。

他说，

“大家最喜欢问的就是，潘老师你嫖不嫖？我说我不嫖吧，你们也不信，我说我嫖吧，那我又违心。我只好不说，你们也别问。所有人都是假设你要嫖的。当然这些年讲了这么多，大概能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相信：甭管他嫖不嫖，反正他确实做研究了。”

要采访从业许久的小姐们，潘绥铭费了不少功夫。要认识小姐们，首先就不能以客人的的身份接近。在潘绥铭看来，只要用嫖客的身份靠近，那么充其量了解到价钱问题，看到的都是职业表演，跟模特、演员一样，这样的调查毫无意义。

于是，他试图找到一个主管姑娘们的妈咪来开启新世界大门。面对身经百男的小姐们，他的第一话就是“我只看不干“，没什么教授的架子，越简单越好，越简单，她们越能接受自己。

1999年，潘绥铭写出了国内第一本红灯区访谈调查报告《存在与荒谬》，听起来跟《存在与虚无》相似的书名给了这本“黄书”哲学色彩。

书中除了形式有哪些、南北方差异、价格层次、小姐妈咪的套路等等，还讲了他调查过程中遇到好玩的事儿。有的妈咪还是大学毕业，给外出打工的小姑娘们连哄带骗就带回店里了。

“他们怎么教育小姐？第一天来了你坐在门口，你就看吧。你看这进进出出的这些男人这些嫖客，哪个不是人模狗样，回到家哪个不是好丈夫，见了孩子哪个不是好父亲？你们将来的前途是什么，你们就嫁这样的男人？人家还不要你呢！

你最高理想也不过就是嫁个城里人，好丈夫好父亲是吧？回过头他来干这个了。他老婆不知道，别人不知道，谁都装不知道，你们可是天天看见的。女孩子的信仰一下就全部打垮了。”

这些第一手资料只有实地走访才能拿到，所以，潘老师的研究有多硬核，就不用桃子多说了吧？。

潘老师的家庭：“我爸是研究性的”

潘老师的孩子，是个闺女。

特别小的时候，她给别人的小孩说：“我爸是研究性的”，那时候还小，是研究性，还是研究性，没人明白。后来上了初中，她就再也不提这事儿了。等上了大学，发现大家都能特自然聊起来两性话题之后，那句“我爸是研究性的”就显得不怎么突兀。

初三的时候，她就跟潘绥铭出去做过社会调查，高三的暑假还跟潘老师一行人去过红灯区。她那时还小，相当活泼可爱。小女孩一出现就会降低受访者的戒备心，因此带着女儿的调查，往往收获颇丰。

据潘老自己说：“她（女儿）第一不想研究性，第二不想做学问，第三不想当老师，因为外人眼里看到的都是光环，亲人眼睛里面看到的都是缺点。”

说罢了闺女，潘老师的爱人又是怎么看待他特殊的学术研究的呢？

潘老师与爱人相识在三下乡活动中，那时候，她是乡镇的店员的女儿，后来回城后当了会计，一直挣得比潘老多。尽管爱人并不想搞学问，但她始终相信潘老师做的一切都是正经事和好事，没有过多的阻挠，也没有追随当年的“下海热”，让这个只会搞研究的老先生去捞快钱。

不过2012年，潘老师却受到了行政处分，原因是无法证明研究经费的去向，因此有人这样调侃：“真嫖的拿着发票报销去了，做学问的倒开不了发票”。潘绥铭才是传说中的“宝藏男孩”，一身正气做学问，从来不怕别人的诋毁。

多年来，对性学连同性学家的的污名和恐惧其实是无知的表现，只有接纳性，接纳性学家这个群体，方是接纳自己。

随着社会的开化，年轻人观念的革新，性社会学学者们不再需要偷偷摸摸做研究，性学也不再小众。

就像潘老自己说的那样：“当有一天，我上的性学科普课没有人想去听，学生们都明白‘性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才是我的终极目标啊。”